当医生自己和亲人身患绝症时,他们为何选择了最少的治疗!

2019-07-23 15:21 来源:今日头条 编辑:admin

“我想死……”

这是一位全身插满管子的85岁老人

去世前反复说的一句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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躺在急诊抢救室的床上,带着氧气面罩,喉部打了个洞,一根粗长的管子连向呼吸机,进食通过鼻孔,意识清醒但无法言语……医生的无奈,子女的顾虑、伴侣的不舍,他们挣扎着用已经没有灵魂的肉体延长生命。这种状态可能会维持几个小时,也许几天,也许是几年……

在ICU病房里可以迅速榨干一个家庭全部积蓄:用上呼吸机、营养液、护工等等,几千几万块钱,一下就花光了......

这就是目前中国很多大病家庭的现状,在人生的最后几天里花掉了前半生所有的积蓄,受尽了痛苦,最终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而有些时候,医生们却和我们普通人的选择不一样。

一名医生为患癌父亲作的最后选择

陈作兵,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任医师、医学博士,在得知父亲身患晚期恶性肿瘤后,他把父亲送回了浙江老家。

他并没有选择放疗、化疗,而是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,还特别向母亲交代,万一父亲出现昏迷或者呼吸心跳停止,不要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。如果可能,就适当作镇静催眠让父亲安详地离开人世。

这是一个医生对自己父亲临终治疗方案的抉择。

陈作兵(右一)和父亲(左一)

“由于肿瘤晚期,全身转移,无法手术。同事亲友们纷纷提出一系列治疗方案,包括化疗、放疗、热疗等。以往都是我给别人挑选方案,现在轮到给自己的父亲决定治疗方案时,我束手无策。”

陈作兵自己也做过许多次类似的抢救,心脏按压起搏(因为晚期肿瘤癌症病人十分虚弱,很容易压断肋骨),切开气管,插进直径超过三厘米的管子,上呼吸机,24小时补液,包括盐水、营养液,消炎药,阵痛药,镇静剂

即使是用最新的抗肿瘤药物,一针剂几千元,也不过是延长一个月或者几个月的生命,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病人意识似有似无,逐渐多脏器衰竭,有的脑死亡之后,家属依然会让医生继续抢救……

后来,陈作兵便送父母亲回老家了,老家四周群山环绕,自然环境十分优美。父亲回到村子,也少有人知道父亲的病情,陈作兵安排亲戚谁也不要多说什么,让父亲安静从容地过一段舒心的日子就好了。

母亲陪伴着父亲,父亲不再吃药,不再打针,只吃些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。母亲便每天换着花样给父亲做,“爸爸吃得很开心,一直到去世,他也没有像晚期肿瘤病人那样变得很瘦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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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,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、生命临终时,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?

几年前,一名叫查理的非常有名望的骨科医生发现自己竟然患上了“癌症杀手”——胰腺癌!

查理做手术的医生是个业内名医,可以把胰腺癌患者的5年内存活率,从5%增加到15%,提高3倍!但是代价也是痛苦的,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生活品质大大降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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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理拒绝了这位名医的治疗方案。第二天回到家,他关掉了自己的诊所,把所有的时间全都用在了和家人一起享受人生的最后时光上。他放弃了化疗和放疗,也没有再做任何手术。

几个月以后,查理在家里病逝,亲人们都陪伴在他的身旁。在生命的数量和质量之间,他选择了质量。

在美国,有些医生重病后专门在脖子上挂着“不要抢救”的小牌,甚至还有人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。

原因正是因为医生们通过多年的临床经验和“见多识广”,在工作中目睹过太多“无效治疗”。

所谓的无效治疗,指的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采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来延续其生命。病人气管将被切开,插上导管,连接到机器上,并被不停地灌药。

作为医生他们知道,临终病人最恐惧的莫过于在巨大的痛苦中孤独地离开人间。他们明白药物和医疗手术的局限性,以及它们给患者带来的生活品质的摧残和巨大的痛苦。他们在人生的最后关头,选择了生活品质。

我们面对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安详地离开

“科技发展到今天,医生面对最大的问题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,而是如何安详地离开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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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年,巴金先生重病入院治疗。一番抢救后,他终于保住了性命,但鼻子里从此插上了胃管,进食通过胃管,一天分6次打入胃里。胃管至少两个月就得换一次,长长的管子从鼻子里直通到胃,每次换管子时他都被呛得满脸通红。长期插管,嘴合不拢,巴金下巴脱了臼。只好把气管切开,用呼吸机维持呼吸。

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,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,因为家属和领导都不同意。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。哪怕是昏迷着,哪怕是靠呼吸机,但只要机器上显示还有心跳就好。

就这样,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。他说:“长寿是对我的折磨。”

德国哲学家尼采说过:“不尊重死亡的人,不懂得敬畏生命。

但愿每一个看完这篇文章的人

都懂得生的意义的同时

也能学会试着去理解死亡的意义